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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明勇对话刘汉辉（上）：如何用“最中国的方式”打开传统

2023-09-08 11:02:53     来源 : 凤凰网

“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是思想界和学术界关注的重要议题，在当下也有特别的现实意义。在器物层面，也是一个极富挑战的领域。


(相关资料图)

湖湘学者刘汉辉长期深耕于此，以治学的态度辨析文献、以诗意的志趣精选文学、以匠人的精神设计文创、以入世的情怀传播文化，一件件作品也勾勒出一个若隐若现的“文脉”影子。

本期政邦茶座邀请到刘汉辉先生，谈谈那些“文创作品”背后的故事与思考。

本期政邦茶座嘉宾：

刘汉辉 学者，主编有《五岳吟》《湖湘四典》《长沙百咏》《曾国藩嘉联钞》等，长期致力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政邦茶座主持人：

高明勇 政邦智库理事长

高明勇：您的这些“作品”，让人想到一个词，“雅致”。拿到这些线装书作品后，解开骨栓，打开函套，一种别样的仪式感扑面而来。这些看得出，花费不少心血，您自己怎么看？

刘汉辉：确实不少人看到我主编的《长沙百咏》《湖湘四典》等作品，感到有些惊讶，因为很少有人以这样的心力与志趣来做一部书——锦套一函，竖贴一枚帛签，解开骨栓，打开函套，展现出宣纸精印、素朴大方的线装书，但我想，他们在惊讶之余，也会感到亲切，因为这原本就是最中国的书籍方式，只是很多人日常接触不多，感觉离开我们已经很久了。

高明勇：长期致力于此，应该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吧？

刘汉辉：简单说，做出这种选择，缘自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选题的理解。书籍可以说是人们温饱解决之后的精神生活之必需品，因而“选题”也必须是能够给人们提供精神营养的。而浩瀚的国文典籍，也意味着选择什么要重于如何去做。

其次是对受众的尊重。线装书有成熟的范式，现代科技有很好的材料和技术，函装本身自带仪式感，而仪式感就是传统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古人相见，拱手为礼，书籍有了这种仪式感，自然是对受众的尊重，算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再次是个人的情趣。我承认我是传统文化的服膺者，尤其是古典审美，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热爱，制作出版这样的书，首先也满足了我个人的审美趣味。

高明勇：朋友都说，刘汉辉先生做文创，用最好的纸，采取最好的印制方式，最好的装帧方式，一切都追求极致，真正体现了匠人精神。我想知道您是如何理解“匠人精神”的？

刘汉辉：谢谢大家抬爱，您说的“匠人精神”对我而言，更多是一种对历史的敬意。

比如《长沙百咏》，我面对的是什么呢？面对的是湖湘千百年来独特的文化传统与文化精神。屈原、贾谊以降，到唐代的张九龄、张说、李白、王昌龄、常建、刘长卿、杜甫、韩愈、柳宗元、刘禹锡、元稹，到宋代的苏东坡、黄庭坚、米芾、秦观、朱熹、张孝祥、辛弃疾、姜白石，再到清季以来屈大均、袁枚、钱大昕、姚鼐、郑板桥、黄景仁、张问陶、陈宝箴、黄遵宪、康有为、秋瑾等，他们吟咏长沙的作品，或悲愤忧患，或沉郁顿挫，或沉吟山水，咏怀史迹，其人其情与此地独特的山川风物、民俗史事相应和、相激发，已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部分。对此，内心自然产生敬畏、崇尚，便有一种把事做得与之相匹配的冲动。《长沙百咏》内容确定之后，就会想到要请当代一流书法家书写以及宣纸印制函装的考虑，你越认真，各个环节就越配合，也才可能达到最接近理想的效果。

高明勇：龚旭东先生曾在《光明日报》撰文说，《长沙百咏》总体上可视为二千年来湖南一地士人心灵流变史的浓缩本，借用杨度的诗句，可谓是“留作千年纪念碑”。其实不止《长沙百咏》，截至目前您参与编撰的几本书几乎都是围绕湖湘文化，您在编撰这些图书的过程中是如何勾勒“湖湘文脉”的形象的？

刘汉辉：龚老师是我尊敬的学人，给过我很多启发和引导，他说得很到位，《长沙百咏》总体上可视为二千年来湖南一地士人心灵流变史的浓缩本，这是我在选择内容时的总体思路，为什么被贬官员、失意文人来到（或神到）这片荆蛮之地（相对中原文化而言），都会诗情勃发，感叹“不到潇湘岂有诗”？湖南这个地方到底有些怎样的精神特质？说“湖湘文脉”，一定要把握独特的湖湘气质，我后来编的《湖湘四典》、魏源的《五岳吟》、《曾国藩嘉联钞》都是这个思想指导，某种程度上说，“湖湘文脉”就是靠这些具体的人物与诗文支撑起来的。

高明勇：《湖湘四典》，能看出是在以诗意的志趣精选文学经典。

刘汉辉：《湖湘四典》应该说更能代表我在这方面的一些思索。《湖湘四典》收入的是跟湖南有关的四篇名文，一是屈原的《怀沙》，二是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三是周敦颐的《爱莲说》，四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四篇文章可以说都曾入编中学语文教材，但千百年来，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修养的人会从中品读出不同层面的内涵，文内文外彰显的是湖湘文脉的骨脊，滋养的是湘人志士的襟怀，如此方成“典”！

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湖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充满独特文化传统和人文魅力的地方。迄今发现的人类最早稻作文化遗址、中华始祖炎舜二帝的陵寝均在境内。炎帝和舜帝均葬在湖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至少可以表明，这里是上古先人认为与天最接近的地方之一，所以屈原选择在这里投江见志，也可以理解为，这表明，这里是最后的、可能也是最好的精神安妥之处。

这样说有没有道理呢？陶渊明就是一个证明，《桃花源记》塑造了一个怡然自乐的大同社会，寄托了与现实污浊社会相对立的美好理想，可是他为何要把这个世外桃源放在湖南武陵？这同样表明在陶渊明的意识深处，认为湖南这个地方，是一个最有诗意的存在。事实上，这也是古代一个普遍的文化认知，比如潇湘这个词，在诗文里反复出现，赋予了烟水迷离、浪漫超凡的审美意象，这是在其它地方所没有的。

正是这种不滞于物的精神性空间，让《爱莲说》的出现成为必然，周敦颐是出生于湖南道县的思想家，《爱莲说》托物言志，在抒发人文情怀上达到了一种新的境界，可以说是直接传承了屈原香草美人与陶渊明“爱菊”的高尚人格传统。同样，《岳阳楼记》也是完成了对屈原以降历代流徙至湖南以及湖南本土知识分子高尚人格与精神传统的深刻总结。

高明勇：这个解释还是有些新意的。

刘汉辉：文脉是建构出来的，其所建构，必根植于当地特有的山川地理，并因这山川地理而成就的独特精神气质。综而观之，正由于有屈原那样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有陶渊明那样对理想社会的深情向往，有周敦颐那样出污泥而不染的人格操守，有范仲淹那样先忧后乐的精神风骨……有历代先贤们为湖南不断累积的优秀文化资源、持续构筑的坚实文化基底，湖南文化和湖南人才才会在近现代以来出现连绵不绝的壮丽喷发，创造出群星璀璨、光耀四海的人文奇观。

高明勇：这些作品看下来有个直接感受，您做的这些事情更像是当地政府应该积极推动的，为什么您以一己之力去做这些事情？有没有思考过，这些书籍的出品对于地方政府挖掘当地传统文化、推广地方文旅有什么积极影响？

刘汉辉：我做这些，纯粹是出乎个人的兴趣，个人的认知到了一定的程度，就有一种使命感，就想去做一些事情，同时，也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至于是否应该由政府出品，并没有去考虑。做成了、做好了，对政府挖掘当地传统文化、推广地方文旅，产生积极意义，当然是我乐见的，也是觉得开心的事情。

但我觉得在做这些事情之前，着眼点还不在于要推广地方文旅，而是想在一个更高的层次，如何评估观照湖湘文化，做一点更有增量性的尝试。比如我做《梅山赋》，就是想拓展一下湘学研究的内涵与外延，进一步开阔湘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就是说，不但要重视精英文化、经典文本思想，也要重视民间文化、日用民风习俗等。

高明勇：梅山？似乎没什么太多印象。

刘汉辉：所谓“梅山”，是一个特定的区域性历史文化概念。上到常德益阳，西到怀化溆浦沅陵，下到邵阳，东边整个老湘乡包括今天的娄底，整个湘江与沅水之间的湘中资水流域广大区域都属梅山区域范畴，可以说，这是湖南历史文化很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宋以前，梅山地区与外界少有联系，也缺乏文字记载。清人邹人倜的《梅山赋》是一篇推介梅山的优秀作品，该赋不仅描绘了梅山的山水形胜与四季风光，更简要梳理了梅山的沿革盛衰与人文风习，是助人进入梅山自然历史人文大世界的很好的导游辞。

但这篇赋一直深埋在文献之中，鲜为人知。此文出来以后，被认为是“具有时代意义与价值的梅山文化品牌之作”，对于推介梅山文化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我更看重的，是引导更多人去关注那些被遮蔽、被隐藏的湖湘文资源，可以更好的与现有的湖湘“显学”等进行互动、互补、互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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